当时的主要观点仍是在全国人大之内进行制度设计，或许正是受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里的立法意图是什么？需要有关权威解释机关做出说明。更进一步而论，第13条所指派驻机构、派出人员的管理权限到底是一级监察委所拥有的12项调查处置权的全部，还是只享有部分权限。
如何理解此条款，关涉监察机关的权力边界和行使权力的程序正当性。这里也并没有提及人大代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监察法并未直接规定共青团、工会、妇联、法学会、律师协会等组织的相关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但由于监察法并未明确规定监察机关的办案期限，因此如何使监察机关对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财产限制保持在适当限度内，符合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也需要细化的法律规定。在没有充分把握之前，监察机构当戒急用缓，保持权力行使的谦抑。
包括：（1）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如果将人大代表完全纳入，则必须理论上解释人大代表是否具有公职人员身份，还要考量监察人大代表可能对人大制度本身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如果监察人大代表并对人大代表采取留置措施时，是否要遵循宪法、代表法对人大代表的特别人身保障程序？还要考虑一旦对人大代表执纪、执法监察或者职务犯罪调查时，是否要启动程序，剥夺人大代表的任职资格等问题。[8]此外，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之间通过共谋瓦解中央权威也并非罕见。
关键词: 执法检查 央地关系 合作型联邦制 互益 引言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如何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是国内政治的主要课题。[48] 地方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类型： 首先，是要求提高具体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其二，是专项执法经费，特别是执法人员的工资待遇等保障的缺失。在诸多联邦制国家，已经出现了与一种与执法检查相似的中央地方合作模式——合作型联邦制。
[63]再次，是加强地方人大的监督。为方便叙述，此类执法检查报告将简写为《***法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将简写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
[74]例如，在2000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执法检查中，常委会在分别介绍上海、南京等地不同经验之后指出，只要不违反宪法以及该法的基本原则，各种改革尝试都是容许的。[38]例如，2010年《农业技术推广法》检查报告曾提出，确保在一线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不低于全县农业技术人员总编制的三分之二，专业农业技术人员占总编制的比例不低于80%。[4]近年来，一些政治学者则试图在宏观的官僚体系框架下从行为主义的视角剖析央地关系。[13]苏力教授通过重读《论十大关系》对两个积极性原则在统一建国及革命政权转型中的作用予以肯定，尽管协商办事进路本身存在的非制度化因素多少带有人治的色彩。
具体而言，刑事责任的法律条款在刑事案件中不被直接适用。执法领域产生的负外部性经常会溢出行政辖区边界，产生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再加上幅员广阔、地区差异大，各地政府在事实上享有较大的执法裁量空间。在执法检查领域，已经出现了与单一制大相径庭的合作型联邦制的端倪。
[24]参见陈勇：关于执法检查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第61—66页。从实践来看，这样建议和监督措施通常也能够获得行政系统的理解和积极回应。
[64]参见《〈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等法律的报告》(1993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3年第7期。[59]在《矿产资源法》检查中发现，还有一些地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盲目审批，无偿获证，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使那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也能够持证采矿，从而导致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采易弃难，毫无科学合理开采而言，既浪费和破坏了矿产资源，又造成了污染，损害了生态环境。
《产品质量法》执法检查组发现，有的保护落后，搞市场分割，禁止外地某些商品进入本地市场，对当地制售伪劣产品行为采取放任态度，致使真货斗不过假货，名优产品斗不过伪劣产品，也使一些大案要案难以查处。[66]《专利法报告》(2006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6年第6期。[28]例如，2004年《统计法》执法检查中，检查组向浙江省政府提出了若干整改意见。具体而言，经费缺口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首先，经费的供给无法满足执法的需要。没有提出问题和未检查到的市要举一反三，认真分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制订相应的措施加以整改。零和博弈也并非描述央地关系的唯一关键词，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确实存在的。
行政责任的法律条款在行政案件中适用较为普遍。这对关系的协调并非仅仅依靠一套静态的分权规则就能纸上定风波，而是需要诸多其他要素的配合实现动态调整。
[71] 还有一份报告指出，上海社区管理中实行的四级服务网络等经验值得借鉴推广。《大气污染防治法报告》(2014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4年第6期。
中央与地方分执决策权、执行权两端的双头垄断结构并未出现松动的迹象，并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10]参见李芝兰：跨越零和：思考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21页。
一、妥协：执法检查对象之争及其化解、委托检查的引入 妥协，是指作为中央政府分支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向后者单方面做出的让步。[44] 其结果是，创新让位于模仿，抄袭复制上位法成为普遍的稳妥选择，[45]而地方立法的适用空间也渐趋狭窄。尽管地方保护主义也早已进入立法者的视野，[58]但这也难以确保执法的不折不扣。[8]参见陈抗、Arye L. 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第112—129页。
[58]参见《反垄断法》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等。[55]参见《土地管理法报告》(2004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4年第5期。
[76] 面对跨区域法律实施的困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倡导加强区域间的执法合作，通过发挥各地的主动性，共同面对和解决执法难题。[26] 为了进一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抵触情绪，赢得它们对执法检查的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借助组织法上的资源尝试另一种制度创新——委托检查。
[15]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能领导下级法院，而只能对后者进行监督。[33]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执法检查组提出的整改意见，地方政府不敢怠慢、并积极予以回应。
本文所展示的图景提醒我们，单一制已无法涵盖复杂多元的央地关系现实。[6]或者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瓦解中央税基。[64] 最后，个别报告也提出或倡导通过制度设计遏制地方保护。对此，省政府专门召开省长办公会加以研究。
[55]对于一些修法时机尚不成熟的建议，常委会则建议具体负责法律完善工作的部门予以重视、加强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也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
这些经验不仅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模板，以利于解决执法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林毅夫等人认为，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3年就明确，执法检查的对象是中央的一府两院。该制度强调在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同时发挥中央、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希望更多地通过合作实现双赢。
